20 世纪 80 年代初,巴西伯南布哥联邦大学的三位研究者——特雷济尼娅·努内斯·卡拉赫、戴维·卡拉赫和阿纳卢西亚·施利曼——来到累西腓的集市,和卖椰子、玉米和爆米花的 9 到 15 岁的孩子们交谈。他们装成顾客,在买东西时出算术题。之后,他们又带着同样的题目回来,按学校的方式写在纸上。

研究结果于 1985 年以《街头与学校里的数学》(Mathematics in the streets and in schools)为题发表,从此出名。在集市上,孩子们答对了约 98% 的题目。同样的题目写成应用题时,约答对 74%。写成没有情境的竖式计算时,约 37%。作者们后来在巴西出版的书,用书名概括了这一情形:Na vida dez, na escola zero(1988),“生活中满分,学校里零分”。

两种计算方式

变的不是算术,而是记号。在研究记录的一段对话中,一位顾客问四个椰子多少钱,每个 35 克鲁塞罗。男孩回答大致是:“三个是一百零五;再加三十,一百三十五;再加五,一百四十。”他从一个已经背熟的价格(三个椰子)出发,一块一块地加,每一步都知道每个数是什么:钱,椰子。

在纸上,同样的计算变成 $35 \times 4$,按列竖写,还要进位。书面算法之所以强大,恰恰因为它忘掉了意义:它对椰子、米或年同样适用。但意义一忘,学生也就失去了掌控:如果某一位算错了,他不会察觉四个椰子卖 $1400$ 克鲁塞罗是荒谬的。在街头,这种掌控从不丧失。

民族数学

巴西数学家乌比拉坦·丹布罗西奥(1932–2021)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,为研究这些存在于学校之外的数学的领域起了名字:民族数学(etnomatemática),即在每个文化环境(ethno)中解释和应对(mathema)现实的方式(tica)。集市小贩、泥瓦匠、裁缝、渔民、原住民:他们都在计数、度量、比较和计算,用的是自己的记号和程序,而且往往是口头的。

乌比拉坦·丹布罗西奥于 2001 年接受国际数学史委员会颁发的肯尼斯·O·梅奖章。
乌比拉坦·丹布罗西奥于 2001 年接受国际数学史委员会颁发的肯尼斯·O·梅奖章。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· 维基共享资源 · CC BY-SA 4.0

在莫桑比克,数学家保卢斯·格尔德斯研究了 sona,这是安哥拉乔奎人在沙地上画的图案:一条连续的线绕着点阵而行,手指不离开地面。它们背后有一些可以用最大公约数和对称性写出来的规律。民族数学并不是说这些实践是换了衣服的学校数学;它是说,这些是真正的知识,而学校从它们出发而不是无视它们,就会有所收获。

民族数学是由文化群体所实践的数学,例如城市和农村社区、工人群体、职业阶层、某一年龄段的儿童、原住民社会,以及许许多多以共同的目标和传统相认同的其他群体。

— 乌比拉坦·丹布罗西奥《民族数学: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纽带》(2001)

桥梁

对记号而言,这个教训是双重的。学校的书写并不是数学思维的唯一方式,在纸上失败的学生在生活中可能是熟练的计算者。但学校的书写提供了口头计算所没有的东西:一般性、记录,以及检验和传承的可能。好的教学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:从“三个是一百零五”出发,说明 $4 \times 35 = 3 \times 35 + 35$ 是同一件事的另一种写法。

练习:十个椰子

按小贩的方式,从“三个 105”出发,算出十个椰子的价钱,每个 35 克鲁塞罗。

三个 $105$;六个 $210$;九个 $315$;再加一个,$350$。在学校的书写中,$10 \times 35 = 350$ 来自一条规则(添一个零)。小贩的路更长,但每一步都是一个真实的价格,他会立刻知道 $3500$ 是错的。

练习:找零

一位顾客买了三份 1.50 的爆米花,付了一张 10 元的钞票。用两种方式算找零:“街头的方式”往上补,以及竖式计算。

街头的方式:三份爆米花,$4.50$;从 $4.50$ 到 $5$,差 $0.50$;从 $5$ 到 $10$,再差 $5$;找零 $5.50$。竖式计算:$3 \times 1.50 = 4.50$,$10.00 - 4.50 = 5.50$。第一种方法从价格往上加到所付的钱数,是收银机出现之前收银员的做法,它避免了需要借位的减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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